给贾平凹的一封信

　　        老贾：

　　        知您在写新书，一个月前那封长信是盲目写的，十月二日听您聊到写的内容，以及您的一些想法，自制不住，再给您写一些我的听后感，也可视为上封信的继续。

　　        说说我对“立场”和“观念”的认识。

　　        先说立场。

　　        看一个喝水的杯子，角度不重要，因为杯子规模太小，一眼可看穿，见到整体。看一个独立的房子，角度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从前边看，和从后边看是两回事，爬到房前的高树上往下看又是一回事。站在哪里看，哪个位置，就是立场。

　　        看一座山与看一条河是不同的。山是静的，但四季有变化。河是每一刻都在流动的，但四季变化不大（北方的河除外）。看山，在山外看，和在山里看不一样。在山脚看，和在山顶看不一样。山里的居民与山外的游客对山的态度也不一样。看河，在岸上看，和在船上看不一样。横看与竖看也不一样。顺流看与上溯逆流看更不一样。水里的鱼，岸边的人家，以及孔子在“川上曰”的什么，各有各的立场。

　　        看人生，看社会，比看山、看河还要复杂一些，但“立场”这个概念是相通的，不同的角度出不同的效果。

　　        80年代的时候，讲作家是“代言人”，写农业题材，是为农民说话，写工业题材，军事题材，乃至教育题材，是为不同的行业说话，也就是说，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如今的时代讲“发言人”。代言人与发言人，一字之差，变化是不小的。教育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商务部发言人，乃至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讲的虽也是“局部利益”，但牵涉面宽了，是在全局的环境里讲局部利害。

　　        经济学如今细化为两种，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指的是货币流通与商业流通影响到的物质与雇佣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大框架。是一个拳击台，台上有两个人在打，还有一个裁判，周围是看客，门口有人卖票。微观经济学指的是物价指数、商业周期，还包括商业运作手段。是拳击台上两个人怎么打，真打假打，裁判是否公正，周围的看客怎么下赌注，拳击场老板有无暗箱操作，这一阶段内人们对拳击的兴趣，等等。

　　        宏观经济学是大的，微观经济学也是大的。区别在于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宏观范畴。今天美国人带来的金融危机是微观范畴。市场与计划有规律，金融危机也有规律。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这个判断被***推翻了。中国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社会进步并不是这么鲜明的一刀切的事情。还有一点，按以往的理论，人类社会是这么往前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如今资本主义制度出了大事，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走不通了？下一步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如今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取得了成功，下一步是中级阶段，接下来是高级阶段？这是评职称的说法，到了高级怎么办？

　　        上帝在哪里？人类的出路与未来在哪里？上帝快点燃神灯吧，因为美国人在往火星上走了，我们中国也在跃跃欲试。那是条必然之路？还是一条求生的路？火星是诺亚方舟吗？

　　        具体到您的作品，80年代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散文如《商州三录》，长篇小说如《浮躁》，是站在农民立场上的。那个年代您那么站是毫不犹豫的，但90年代就迟疑了，进入21世纪，脚步更迟疑了。您站的地方没变，但您看到的东西变了。

　　        先是《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尔后是《怀念狼》《高兴》再到《秦腔》，您对社会的看法、态度，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高兴》是变种，是大戏之间的“花腔”。

　　        有一点我必须说出，因为是我的心里话。从《废都》到《秦腔》，我读到的都是“现场感”“当下感”，是“现在进行时”，尚未读出“以后”“今后”，没读出“预言”。

　　        《红楼梦》是一部有预言感的书。但《三国演义》是一本讲“规律”的书。

　　        中国的社会规律有两种：一种是“演绎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19到1949是三十年，1949到1979是三十年，1979到2009是三十年，这三十年之变有目共睹。还有一种说法是“五百年出一真龙天子”，这其中的根据很神秘，依天象。

　　        第二种规律是“归纳法”，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时代更替，有始有终。

　　        归纳法是宏观经济学，演绎法是微观经济学。

　　        《三国演义》的“规律”在微观之列。

　　        您于“易学”，于“神秘”，及至“天象”“星徽”是有内修的，在写新书时，可否收敛于书内？

　　        那天，您谈的多的是“土地”，讲土地政策，亦收，亦放，一放一收。讲的真是好，但其中也有些问题可以研究。

　　        孙中山先生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在于“民”这个字，他的“三民主义”有开世之功。

　　        在以前，中国的土地是皇帝一个人的。土是皇土，民是臣民，栋梁也是奴才。自中山先生之后，万象更新，民众盟生自主之愿，国名先是“中华民国”，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现在仍有些旧属之气，但云开了，光线照进来了，算一算，从中山先生提出到现在，仅一百年光阴，和两千年的“一统帝制”比较，时间也太短。“老百姓”自己改过来也要一段时间呢。

　　        您那天讲土地政策，讲到把土地分给农民，再收回，还是站在帝制、皇帝观念上说话，把国家和民众对立着。

　　        比如80年代初，土地分给农**产承包，因为政府必须关心几亿农民吃饭的问题。进入90年代之后，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土地，改革最棘手的东西暴露出来了，因为土地是整个中国人民的，是农民的，也是城市人的，焦点矛盾集中暴露在城乡交接地带。

　　        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了，这是改革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吃饭是大事情，才有“基本农田”这一说法。

　　        站在“土地是农民的”这一基础上，我觉得有站错队之嫌。

　　        改革，改的就是观念。

　　        再说些改革中的观念。

　　        土地与田园

　　        农本思想与田园经济是我们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我女儿穆一读初中一年级那年，您给她写过一个书签，“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她一直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以前中国人就是两件事，读书与耕田，很多人家门楼上写着门匾：耕读传家。一个将军，赫赫战功之后，要“解甲归田”，当朝宰相求隐，叫“告老还乡”。但如今的中将或部长，退休了，国家给退休金，不给土地。

　　        以前的土地，是人的立身之本，将军大臣，皇上要赐土地，自己也要仗权势圈地。商贾做大买卖的人，也要在乡下置地，无地的人，就是稗草，被风吹着没着落。土地是判断一户人家，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大户人家、殷实人家、破落人家的区分，就是以土地为标准。有土地的人叫地主，在别人土地上干活的人叫农民。农民不是职业，是身份的代称，如同以前的公务员叫老爷一样。土地所属的不平均，是造成以前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的根本原因，“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就是农民没有了活路。

　　        以前的诗或文章，写田园乐、故土情，是写“主旋律”，因为是那时候的核心价值。游子一词，是针对故土说的，游子思乡也是一种“主旋律”。

　　        如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均有份。土地的所属不平均的时候，多的是地主，少一些的叫富农，可怜的叫贫农、雇农。如果一种东西是平分的，这种东西的内在魔力就会下降，直至消失。从大趋势上讲，如今的农民是职业了。

　　        农民一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只是这变化还有待于被清晰、被认识。

　　        如今的政策是“亡羊补牢”，比如“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是矛盾的，“小城镇建设”是缓解大城市的压力，因为大量农民工进城；“新农村建设”的用意也差不多，把农民再吸引回到土地上。这一政策不太起效果，因此又在城市打造“新农民工”形象，给一些优秀的农民发城市户口，让农民工孩子就近上学。

　　        《高兴》这本书预示了这种矛盾和尴尬，但麻辣味再浓呛些会更好。

　　        关于“质疑”

　　        一个作家如何“质疑”，暴露出他自己很多东西，学识，眼光，心胸，见识还有见地，还能见出品位。

　　        质疑有三种：

　　        1．一个人真的不明白，学生问老师的那一种；

　　        2．对常识的卖弄、显摆，如十万个为什么那种，在科普范畴。

　　        这两方面是一种，不在文学范畴内。

　　        第二种是看出了，看见了，看着了，被激怒了。持这种质疑的人，一定要提醒自己看得够远吗？自己近视吗？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自己的看法如何呢？

　　        社会的规律是大势，怎么往前走是“天定的”。

　　        一届能力强的政府让人们欢欣鼓舞；一届能力弱的，手忙脚乱的，不断亡羊补牢的政府让人们垂头丧气。从本质上说，这两种情况是一回事，人们的欢欣鼓舞或垂头丧气都是“当局者迷”，都是“身在此山中”。

　　        一个优秀作家的激动或沮丧不应该在这里。

　　        第三种质疑是科幻小说式的，自作主张，异想天开，漫天要价。

　　        还有质疑的基础问题，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质疑。

　　        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习惯睡在一个大瓦罐里，亚历山大大帝知道了，去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哲学家睁开眼睛说：“万分感激，请您移开一步，不要挡住我的光线。”

　　        有人解读为，这是哲学家的智慧，光线不是皇帝能赐予的。

　　        有人读出不畏皇权。

　　        这两种解读都内含着质疑。其实，哲学家在这件事上想的一点也不复杂。除了不要挡住光线，他没想别的。

　　        我们有不少“解读”都存在问题，比如孔子周游列国的落魄，是因为多个诸侯君王不买他的账。读庄子是远离政治漩涡，心怀天地。屈原失宠于楚王，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还有苏轼如何，王安石如何等等。

　　        “质疑”声离政治太近！似乎是站在官府院子里向外看。政治是社会的核心地带，但文学要升腾起来。

　　        关于“超前”和“滞后”

　　        80年代的文学是热的，读者多。作家们看社会问题准，脉把得好。比如《班主任》《高山下的花环》《爱情的位置》等等，那时是改革初期，冰河才解冻，两岸的树才刚刚长出嫩叶，作家们为多个领域代言，看得很是“超前”。

　　        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作家看社会不太清楚了，不是眼花了，而是社会结构多元也多姿态了。作家的眼光不再“超前”了。可以做个比较，把作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军事学家、法律专家、科学家排在一起。作家看社会不仅不比他们“超前”，甚至有了落差。如今文学杂志的冷漠局面，大多数作家的失落感，根本原因就在这种落差上。

　　        分析这个问题，看一些文学杂志的目录就清楚了。看目录上的题目，就知道了作家眼中看的、心里想的是什么。很多文学杂志卖不动，不是“文学边缘化”了，是作家们“滞后”了。作家写的东西，如果不是社会焦灼层面的，不是社会进步层面的，如果听不到社会文明脚步艰难迈进的节奏声，听不到观念的车轮轧动铁轨的咣当声，这样的文学注定不受欢迎。

　　        有点困了，先写到这里。

　　        乱写这么多，真的想读到您更过瘾的下一部新书。

　　        穆涛

　　        2009.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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