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这本小说带来了什么

　　        我跟老贾是同事，他是主编，我们做了21年同事了。艺术审美是需要拉开点距离的，我们距离近，办公室紧挨着。太近了，许多东西就看不清了，属于灯下黑吧。我参加过他太多次研讨会，但基本不说话，只是帮忙做些会务。今天因为是这个形式，要是上午的形式我还不准备说。现在这个气氛有点儿像我们《美文》编辑部开会，就事说事，实话实说。我说三点，因为是灯下黑，我就瞎说。

　　        第一点，我先说说他怎么写人，怎么写事情。

　　        老贾的写作是用中国人的脑子写中国人。我们的当代文学，学习外国文学太投入，都不太像中国人的文学了。天真或者逼真地模仿外国人写作，不叫国际化，也很难达到超一流水平，叫“影子文学”还差不多。世界上强大的民族，都是用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思考事情和做事情的。文学是人学，老贾是这么写人的。当然，他还写得不够好，至少离我觉得他应该达到的标准还有点距离。但他这些年，写的这些书，都尽力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创作着中国人的文学作品。老贾写事情，是放在变化中去写，放在越来越复杂了的社会状态中去写。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只有《浮躁》这一本单纯一些，以后的那么多本，都是越写越复杂。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中国社会有多复杂呢？我举几个细节，比较着，也分析着去看。

　　        先看大的方面。我们现在是世界经济的老二了，经济上挺强大。我们开了奥运会，世博会，还有大阅兵。有那么多开发区，有深圳速度。有珠三角经济区，海峡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关天经济区，以及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等。我们用三十年时间，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扬眉吐气地做中国人了，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些是大的方面。

　　        我再举几个小例子，对应着去看。

　　        在今天的农村，有那么多无依无靠的孩子，叫留守儿童。有那么多无助的老人，叫留守老人。不仅仅落后的村子有这种情况，中度发展的村子这种情景更多。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小数字，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群体。一个时代被叫作太平盛世，有一个底线标准，就是老有所养，少有所教。比这种情况更值得深思的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人在哪里呢？在城市，学名叫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农民工，现代汉语词典里应该收入这三个词，但该怎么注释呢？该怎么向我们的后代解释这件事呢？据相关资料统计，城市农民工的数字大约二亿六千万，差不多有半个欧盟，十个台湾那么多。这些人口是流动的，是我们当前社会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秦朝是怎么灭亡的？在暴政苛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流民问题。秦国政府为了鼓励老百姓生儿子，制定了土地奖励政策，生儿子奖土地，生闺女什么也没有，后来没这么多土地了，这个政策就作废了。这是秦朝流民问题的成因。今天的农民工，以及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人口更多，情况也更复杂。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大眼珠子，少看几眼GDP，扭头看看这边吧。

　　        再说说河流。有一份调查资料说，在我国经济发达及半发达地区，有接近50%的地下水资源被不同程度地污染了。地下水是和土壤、农林植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可以解释湖南多个地方收获的“有毒大米”事件了。三十年的时间，地下水被污染了，要想恢复过来，恐怕需要九十年。地下水是这个样子，地上水又怎么样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政府在两件事上下手有点重，其中之一就是对大江大河的治理。黄河上修了那么多水库、水电站，其中的功与过已经不需要后人评说了。黄河如今是经常断流呢。在黄河下游，河北、河南和山西一些相邻的村子经常为争水集体斗殴拼命呢。长江这方面的话题也有点沉重，具体的不太方便说，但长江沿线的一些湖泊这些年已经不断发出警示讯号。在大江大河上大动手脚，是会导致重大生态变化的。我们下手过重的另一件事是祖坟挖的多。是从明十三陵定陵开始的吧，帝王的，大臣的，各方著名人物的，我们以保护的名义做着太多的破坏工作。所谓的“曹操墓”闹了多大的笑话，这是开先人的玩笑呢。有一年我在新疆一个小博物馆，见玻璃罩子里躺着几个干尸，就感慨地想，这几位当年究竟犯了什么天条，以至于一千年之后在这里暴尸。老祖宗留下的遗产，是给子孙万代的，不是只给我们这一代的。现在有一个时髦词，叫“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说得太轻描淡写了，地下水和地上水弄成这样子，让我们的后人怎么生存？又在不遗余力的挖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认真思考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给我们的后人做个好一点的祖先。

　　        还有我们的人文生态问题。

　　        有一出老戏叫《除三害》，主人公周处本事大，能力强，却是个村霸，横行乡里。他上山斩恶虎，下水除蛟龙，为民除了两害，却不知道自己是第三害，后来受高人点拨，进山悟道去了。如今周处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比较多，有的还挺受尊重，进了政协或人大。什么是人文生态呢？在以前的村子里，对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基本是有共识的，做坏事当恶人是被多数人不齿的。如今这个底线遇到了挑战，今天有“贩毒村”“贩卖人口村”“偷盗倒卖自行车村”，还有“洗脚按摩村”，差不多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这些“问题村子”的出现暴露着一个大问题，在利益驱动下，是与非的界限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断裂了。

　　        人文生态的恶化对我们社会进步的威胁是极大的，我们再来对比着看一个现实，我们现在经济上强大了，世界经济排名老二，但中国人行为做事的信誉度排名是老二吗？我看排进前二十名都危险。我们用怎样的眼光看身边暴富又行为不端的“煤老板”“油老板”呢？

　　        盖房子是重视打地基的。社会这所大房子，地基就是人文生态。人们的行为要守一个基本准则。“*****”最大的害处是把中国人传统行为准则破坏了，那些年有一个口号叫“破四旧”，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中国被尊称“礼仪之邦”，我们老祖宗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有大规矩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邻里往来，都有规矩。七十二行，也各有行规。把这些东西都废除了，有更好的东西替代它吗？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上取得了大成就，但中国人传统性格里善良淳厚的东西随风飘逝了多少呢？我们的经济大厦这么宏伟，但支撑它的地基是什么呢？我们如今有“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这些东西好是好，就是有点简陋。现在很多人都在讲“信仰缺失”，我看倒不是信仰缺失，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一直都没有主体宗教，而是“以礼入教”，礼就是规矩，我们如今是规矩缺失。

　　        我们如今的社会形态就是这么个现实，辉煌着，伟大着，我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让大多数人过上了相对好的日子，这是非常伟大的。但同时存在着这么突出的隐患、隐忧和隐痛。社会现实就这么复杂，一个作家，一个有良心和良知的作家，应该对历史负责任地抒写我们的时代。

　　        《带灯》这本书，不仅仅是在批判现实这个层面上，老贾是在沉着冷静地呈现着当前现实状态。这是一本血淋淋的书，只不过老贾的文风厚实，语言生动，一白遮百丑，看起来才不那么血腥。

　　        第二点，我说说对今天的文学标准的看法。

　　        一百年前，也在“五四”之前，新文化思潮启蒙的初期，张之洞提出一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说，这是对未来中国文化结构的思想设计，这个设计非常了不起。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思想设计完成得怎么样呢？

　　        我觉着，好像把这个设计弄拧巴了，很多东西，成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甚至在认识领域，提到“新思维”，就成了西方的代名词。

　　        我们今天的经济在世界排名老二，这个排名的标准是西方的。不仅仅经济标准，太多的领域我们都在听命于人，工业指标、农业指标、科技、环保、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现在的大学教授，嘴里说不出几个洋人名字，会被视为没水平。“地沟油”是厨房垃圾，它的危害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但大学的讲堂上，来自国外的“学术地沟油”正在热火地煎炒烹炸呢。太多一知半解的，模棱两可的，七零八落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东西成了我们教授的掌中宝。大学，是出标准的地方，大学教育，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是关乎民族精神和民族根本的。“五四”大学生走上街头干吗？是反对卖国，是为了不做洋奴。

　　        我们今天的文学标准又怎么样呢？有一个事实不能被忽视，没有向外国文学的学习，就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学习不仅仅是写作方法，也有思维层面的东西，比如“小说”这个概念。中国的旧文学称为“小说”，是基于思维方式的命名，这种文学形式不是走在社会大路上，是羊肠小道，不承担社会重大责任，基本是娱情娱乐，占个“小”字。中国的旧文人，写诗写散文，署自己真实姓名，写小说，多数用化名，因为在以前，写小说不被认为是文化才能。今天的小说，能走在反思社会进步与倒退的主航道上，是学习西方文学的结果。但现在还有另一个事实，如果把西方的文学标准拿掉，我们有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中国文学标准吗？如果真的把西方文论丢开，可能有些评论家就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写批评文章了吧。

　　        西北大学有一位硕士生，毕业论文写贾平凹，核心谈贾平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来找我，说是听听我的看法。我先让他说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个学生挺认真，“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梳理得挺清楚。我又让他说说汉语中“士”和“文人”这两个概念，他说得不太清。我告诉他，中国传统文化人有个标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识分子是外来词，也有一个基本原则，不管达或不达，都要有社会关心。中国的文人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的认知上是有差别的。当代中国的文化突出人物，有对中国传统反思与扬弃的一面，也有学习借鉴西方的一面。但你敢肯定他们会沿着西方标识的知识分子路标往下走吗？这位学生说，那这个文章写不成了。我说你要写，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这也是贾平凹写作里有大魅力的一面，可以从贾平凹笔下的人物与“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写起。

　　        秦国和秦朝，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建立标准。“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历法，“颛顼历”虽然不太合适，但中国地大物博，历法都凌乱着，有夏历，周历，殷历等六种，每年的正月都不一样，这还叫统一的国家吗？“书同文”，统一文字书写。“行同伦”，这件事做得差劲，“焚书坑儒”，人的思想意识能统一吗？一张纸把星星之火包起来，是痴心妄想呢。

　　        一个国家，如果不打算什么事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跑，那么在有些领域，可以遵循国际标准，而在有些领域，必须有自己国家的标准。前几天看过一个消息，说2015年人民币可以实行自由兑换。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我们快有自己的金融标准了。也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学，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批评标准。

　　        第三点，我给老贾提个建议。

　　        《带灯》这本书里，有二十几封信，是带灯写给自己意念中的意中人的。中国旧文学讲“写境”，也讲“意境”，“意境”显示着境界和深度，也显示着写作人的审美高度。旧小说里有那么多旧体诗，那是用来显示才能的。一本《红楼梦》产生了“红学”，是因为这本书里既有文学才华，还有文化才能。老贾在文章中多次说过，小说仅有故事是不够的，小说不能写得太像小说，这是他的文学观。带灯的这些信与小说里讲的故事是互不干涉的两条线。在我看来正是用来实现意境的，类似的方法他以前的小说也用过，比如《废都》里人和那头奶牛的对话，《土门》里主人公的灵魂出窍。老贾重视这一点是他区别于其他当代作家的地方，是与众不同，也是过人之处。但我觉得，这些信，这些信里谈的东西，太美好，太干净。里边的那种善也不是中国人“人之初，性本善”的那种，不原生态，不混沌。可能这正是写作者的用意，带灯就是一盏美好的、干净的灯。我觉着有点理想化，这些信的力量压不住那里边的故事。“红学”的魅力在于追究故事之外的那些东西。或许《带灯》这本小说的故事太有力了，既复杂又清晰，既残酷又婉转。有的地方叫人掉眼泪，有的地方又令人莞尔。而且故事里的这些人物，几乎每一个都真真切切，是“解体了”的人。“解体了”是什么意思呢？“**”中，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整个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是清晰的，下边的上百万人是个群像，每个人都是模糊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这个群像解体了，成为真实的个体。《带灯》这本书的亮点之一，就是这些清晰生动的个体。这仅仅是个建议，说出来，供主编参考。

　　        今天我的话长，以后再填表格时，遇到“有何特长”一栏，我就填今天这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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