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02章 刘家大院的变迁2

刘家大院就坐落在草帽顶子山下。国林听三奶说，早些时候的草帽顶子还是一片大林子，野猪、黑瞎子（黑熊）、豹子、狍子、马鹿等，经常在林子里出没。三奶还说，草帽顶子山下的住户，家家都有洋炮（一种土枪）。夏天莳弄地，冬天上山打猎。钻几次山，打的猎物就够全家人吃一冬的了。有个叫李大憨和李二憨的亲哥俩，在草帽顶子猎到一只斑斓猛虎，让依兰的道台知道了。他正领着一伙人勘察官道，路过草帽顶子，花了五百现大洋，把虎皮买去了。说是要给张大帅（张作霖）五十大寿作寿礼。三奶说，张大帅没有福哇，自从接了依兰道台的寿礼，就让小日本给算计了。在沈阳的皇姑屯把车厢都炸飞了，人也被炸得就剩一口气，回到大帅府命就归西了。草帽顶子的乡亲们都说，张大帅就是贪得无厌哪，你当东北王多安稳，和南方蛮子斗啥？都是吃饱了撑的啊！说到这儿，见国林听得云里雾里的，三奶不往下讲了。拎起长烟袋，到院子里的老柳树下乘凉去了。

        国林没听够，像跟屁虫似地缠着三奶往下讲，三奶又接着话头说:“咱草帽顶子是风水宝地，从依兰往东看，云遮雾障的群峰里，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草帽顶子了，就像夏天男人戴的草帽似的。就这样，草帽顶子就叫开了，越叫越响。从山东老家闯关东，先到上江的长白山，再打听下江的草帽顶子，都是山东那疙瘩闯关东的老乡哩。上江就是松花江的上游，下江就是草帽顶子啦。

        可惜“九·一八”事变，小日本鬼子占了东三省，在草帽顶子山下修飞机场。把草帽顶子往东二十里地，都划为修飞机场的地界了。划修飞机场的地，有一半儿是刘家大院的。可恨的小鬼子没花一分钱，就把地照从中国人手中抢走了。从那时起，小鬼子就开山炸石修飞机场。没出五年，把草帽顶子山尖炸平了，飞机场也修成了。听说修飞机场抓的劳工，都是山东老乡。吃的是橡子面（柞树的果实），穿的是麻袋片。有的是冻死的，有的是累死的，有的是饿死的。闯关东时一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都让小日本鬼子给折磨死了。那时修飞机场的小鬼子有个狼狗圈，半死不活的劳工都往狼狗圈里扔，抓来的抗联战士也往狼狗圈里扔，把那些狼狗的眼睛都吃红了。说到这里，三奶的眼圈红了，不往下说了。

        国林真正感觉春天的来临，是三奶从田地里挖回的鲜亮亮、翠生生的野菜。看一眼，馋涎欲滴；吃一口清香四溢。三奶见国林还像小孩般地吃野菜的样子，咧开没牙的嘴笑了:“刘家大院的子孙都没忘记老祖宗留下的风俗，都愿意吃山野菜。”

        三奶说对了。儿时吃野菜的情景，成人后的国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场春雨过后，酝酿了一冬的山野菜，便急不可耐地钻出来，轻嫩嫩的叶子还没舒展开，就被刘家大院的女人和孩子们挖回家一饱口福了。就说长在田埂上的婆婆丁吧，早春的风还有些料峭，她就探头探脑地预告着春的信息了。那锯齿状的叶子，吃一口微带苦涩还夹着清香的滋味儿。对于国林来说，完全可以和山珍海味相媲美。往往是三奶耗用整个上午挖回来的野菜，一顿饭就被全家人一扫而光。

        国林对婆婆丁情有独钟。它那清白的根茎肥硕鲜嫩，含苞的春蕾清脆爽口，瘦长而菱角分明的叶子，泛着青绿淡紫的色泽，在餐桌上着实是一道动人的风景。它的食用方法根据个人喜好也各有不同:有的用盐卤，榨去液汁，然后放了味精等调味品拌了吃，实乃别具风味。国林却以为这样少了天然的原汁原味，不足取。国林更喜欢从田野里挖来的野葱野蒜缠裹着婆婆丁，蘸着辣酱享用。辣中有苦，苦中有甜，清脆可口。或是用干豆腐卷着吃，咀嚼的清脆声如动听的乐曲，顷刻间溢满了肺腑。牙口不好的三奶每每看着国林狼吞虎咽的样子，总是满足的说:“孙儿吃得那个香啊！等明日回走时，带回去一些，让你媳妇也尝尝鲜！”

        继婆婆丁亮相后，紧接着柳蒿芽、芨芨菜、猫爪菜、山葫萝卜、大叶芹菜等也相继登场。择一个星期天，三五人相邀，或提兜，或拎篮，谈笑间便来到野外。满目的野菜，任你挑，任你选，转眼间就挖满筐。且不说柳蒿芽独特的蒿子味儿，蕨菜的缠绵爽口味儿，大叶芹的馥郁清新味儿，仅那状似人参、还有丰富营养的山葫萝卜，早就让人垂涎三尺了。近几年随着绿色无污染食品的不断升温，人们越来越注重饮食的营养性与天然性，山野菜的身价因此也水涨船高。有好事者把山野菜请进了养殖大棚，虽然根壮叶肥了，瞅着好看，但味道却今非昔比了。这也许是城里人永远的遗憾了。国林常常边品山野菜边美美的想。

        “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烀猪肉。”关东的风俗，就是年前打扫庭院卫生。刘家大院的上下屋，都是用纸张糊墙糊棚。上屋是正房，年二十五就从供销社买回花花绿绿的糊墙纸，把屋子装点得焕然一新。下屋是晚辈儿孩子们住的，就不那么讲究了。买几斤报纸，把屋子糊一遍。再买几张年画贴在报纸上，也挺好看。

        每到春节临近，刘家大院在办置年货的时候，买十斤八斤报纸是必不可少的。每当买回报纸，国林都在灯光下如饥似渴地阅读。遇见有好的文章就剪下来，贴到专用的本子里。结果有很多专用报纸，因为国林的剪裁而开了天窗。姐姐弟弟也都争抢着往下剪，各取所需。等到老师布置作文时，再翻开剪裁的“豆腐块”，照猫画虎地往下扒。扒下的文章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被老师发现了，写上批语:“不准抄别人的作文。你家啥时候种上桃树啦？下不为例”。有的扒对了，便可以蒙混过关。老师不但给个“5”分，还把扒的作文当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每当自己的作文被当范文时，美的国林嘴都合不上了。窃想，可能好的作文都是扒的吧？

        到腊月二十五，全家大人小孩齐上阵。刷浆糊的，递纸的，糊棚的，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国林和姐姐往报纸上抹浆糊，递给父亲，父亲再粘贴到墙上。有时，父亲站在凳子上看报纸发呆，以至抹好两三张报纸他还不动。母亲这时就催他:“快点吧，别看啦。”父亲说:“我咋看咱孩子写的文章和这张报纸上的一模一样呢？”每当这时，国林和姐姐便打马虎眼:“啥呀？过年时，哪家不贴对子？哪家不贴年画？哪家不放鞭炮？俺写的都是咱家的事。公社是个长青藤，哪家不是藤上的瓜？”一席话，说得父亲没词儿了。末了，扔下一句话:“不是抄的就好。要是照抄照搬，爹妈不白花钱供你们念书啦？”

        糊完墙的大半年里，大姐领着姐弟八个，成了“扒墙”族。每当吃完晚饭，也不顾完成作业了，先“扒”几段报纸再说。小妹从六岁开始，就跟着大姐和国林“扒墙”，她专“扒”报纸的标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大姐和国林。那时，窗台上常放一本字典，是国林和大姐用的。没出二年，硬是让小妹给翻烂了，但一直舍不得扔。用胶水粘了又粘，仍能对付着翻看。小弟不愿看墙上的报纸识字，他的爱好是看年画和小人书。父亲也舍得花钱，投其所好。他的纸壳箱子里堆满了连环画册。《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里的故事情节，小弟都能绘声绘色的讲下来，连国林这个当哥的都自愧不如。

        依稀记得小学阶段，国林是班级里识字最多的。课文里的生字不必说，很多不是课文里的生字，国林也认识一些，那是“扒墙”的成绩。到学习小组学习时，国林便和同学们显摆，让他们在墙上的棚顶上找字。家里墙上和棚上糊的报纸国林都熟悉，闭着眼睛也能指出字的位置。到同学家，说出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就不敢吹牛了，还真费点儿时间才能找到。经常仰着脸望着棚顶出神，累的眼酸脖子疼的，却乐此不疲。那时，报纸上都是用毛泽东的诗词作标题。比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中的“堑”字，小学五年级课本的生字表里都没有，是国林在“扒墙”时认识的。大概是1964年，在小学升初中考试中，作文题是《我的理想》，因为国林在“扒墙”时，读过类似的文章，头脑中还有印象。于是，便把记住的内容再加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的都写进作文里。国林是全班第一个交卷的。当时小学升初中是全县统一出题，串校监考。记得监考的老师在国林走出教室后，特意看了一下他的作文。没曾想到勃利三中报到时，竟碰到了小升初的监考老师。她叫杨佩莹，是三班和四班的语文老师。就这样，从初一到初三，国林一直是语文课代表。一次，杨老师问国林是怎样写出这篇考试作文的。国林只好实话实说，是“扒墙”读来的。没想到杨老师不但没批评，还在语文课堂上表扬国林经常读报，并号召全班同学要养成读报的习惯。

        读初三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把学校的图书室也当作封资修给砸了。那时，杨老师被造反派当作封资修的“代表”挨批斗。开完批斗会，她悄声告诉国林:“抽空把图书室缺皮少页的图书都拿回去，以后对你会有用的。”国林按照杨老师的话去做了。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童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骤雨》、《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欧阳海之歌》、《上海的早晨》、《平原游击队》等二十多部书藉都让国林背回了家。直到现在，国林还感激杨佩莹老师，就是她当年的一句话，改变了国林的人生。

        走向社会后，正是  1968年学习小靳庄，农村都搞赛诗会。那时国林在学校当代课老师。公社的干部、学校的老师都找国林写稿。国林就凭着从这些书本中学到的写作知识，开始编顺口溜。竟从学校编到县里，又从县里编到合江地区，写了好多“四不像”的小文。编常了，真就当上小报的编辑了。六十年过去了，回想起自己创作的经历，首先得感谢报纸，让国林成为“扒墙族”。实乃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

        刘家大院的西边就是菜园子。那时，国林家里的农具一应俱全。镐头、锄头、二齿钩、耙子、镰刀、铁锹，干啥活用啥家什。灭茬、搂草、翻地、打垄、播种、锄地、割地，不说是样样精通，也没有哪一样能难倒国林。尤其是割高粱时，高粱捆的“绕子”怎么打；  割麦子时，麦捆的“绕子”怎么打，还真得学几天呢。但这些活计国林不但会，还十分像模像样。捆好的麦捆子立起来时，理成一排，一个个像放大的酒壶状，才能竖起来。若是麦子捆的七长八短，麦捆子肯定竖不起来。

        还得说打垄，那可是力气活儿。二十多年没动锹镐，干一会儿就气喘吁吁，腰酸胳膊疼。一上午究竟休息了几次，真数不过来呀。一个菜畦五平方，国林做了九个，每个菜畦种一个品种，还种两垄菠菜，一垄洋葱。看着散发着泥土气息的菜畦，似乎看到了水灵灵的菜苗。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种菜那天，以为菜园子地力足，就缺少了一个施肥的环节，结果菠菜长出来很瘦弱。于是，移栽黄瓜、西红柿、辣椒时，国林便把农家肥上足。翻搅菜田旁积攒的一大堆肥料，一锹肥有十多斤重，抻得胳膊酸痛，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诗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是夸张的说法。还是父亲说的“春天种一埯，秋天捧半碗”更贴切、真实。不到一个月，各种小菜齐刷刷地长出来，在阳光下嫩生生的可爱。娇绿的叶子铺满了一个个菜畦，就像一块块绿地毯。于是，国林不由得想起吴百萧的《菜园小记》:“那些新芽，条播行列整齐，散播的万头攒动，点播的傲然不群，带着笑，发着光，充满了无限生机。一颗新芽就是一颗闪亮的珍珠。‘夜雨剪春韭’，清新极了。老圃种菜，一畦菜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

        妻子要去菜园“检验”国林的劳动成果，往返打车十二元钱，拎着一塑料袋小青菜。国林说:“都不够车钱。”妻子却说:“那可不对。多少钱都买不来这么放心，纯粹的绿色食品。”妻子又说:“许多农民自己种菜都上化肥。俺娘家那个屯子都这样种菜，这样吃菜。”妻子的话让国林想起在市场买菜的情景。走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就是不敢买。仿佛鲜嫩的叶子中间，都包裹着化肥和农药。健康问题让人头上悬剑，防不胜防。自己种菜，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心情，还有了健康的保证，何乐而不为呢？

        国林浏览过苏轼的《菜羹赋》和陆龟蒙的《枸菊赋》，他们在困顿潦倒时种菜营园，以求生存。“汲幽泉以揉焦，博露叶与琼根”。文辞虽美，却度日颇艰。国林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赶上“吃代食”（1959年——1962年全国灾荒，各地以菜蔬瓜果、树叶树皮代替粮食），一直到七十年代末，粮食都特珍贵。“瓜菜半年粮”，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房前屋后，种瓜种豆，那是播种生活的必需。在自家蔬菜下来之前，只能吃山野菜拌饭。直到家里的菠菜、白菜、生菜、香菜下来，才告别山野菜。土豆还没成熟，就开始抠着吃。上顿烀土豆，下顿还是烀土豆，一直吃到新粮下来。

        现在则不同。种上一片蔬菜，春食叶，夏食茎，秋食果实，实属自得其乐，美不胜收也。

        刘家大院的后身，就是生产队的场院。那时没有机械，全靠人工打场。各家各户也都在院子里打场，必不可少的工具就是“连枷”。

        “连枷”由一个长柄和一组平排的木条构成，用来拍打大豆、小豆、谷子、水稻等。那时，做“连枷”的长柄（也叫连枷杆）喜欢用黄波楞（黄柏）枝条。因为这种树皮非常柔软，不磨手，而且很轻，结实耐用。“连枷”排一般都是四根枝条排在一起，也有用五根枝条排在一起的。多用柞木条子，抗摔打。

        做“连枷”是一个技术活儿，“连枷”杆的头部比杆身粗大，多是根部的疖头（俗称疙瘩头）刨平后用木钻钻个孔，以便放进“连枷”排。“连枷”排的枝条头部也有小的疙瘩头，用细铁丝把四根或五根枝条并排拧在一起，顶部绑定一个轴。使用的时候，甩动“连枷”，让“连枷”排拍打在谷物上，达到脱粒的目的。那时，刘家大院的老少都会使用“连枷”。国林是九岁那年学会甩“连枷”的。

        入冬后，国林姐弟六个每天早上都得甩一阵“连枷”。将十多捆豆子散铺在院子里，然后用“连枷”拍打。国林和二弟负责甩“连枷”，大姐领着三个妹妹负责翻动豆棵。直到把豆荚里的豆粒拍打出来，才能把豆秸抱到柴垛旁。再把掺杂的豆皮扫除去，用筛子把杂质筛出去，然后用簸箕簸出来，就剩下金灿灿的豆子了。

        直到这些工序都做完了，才能进屋吃早饭，再上学去。现在回想起来甩打“连枷”的声音，就像音乐的节拍，抑扬顿挫。那时却没有音乐的感觉，只觉得累，枯燥，絮烦。半个冬天，没完没了的甩“连枷”，暴土灰尘的，烦死人了。现在回到刘家大院，晚辈人告诉国林，农村都使用机械打场了。一推电闸，脱谷机转动起来，吐出来的是豆秸，漏下去的是豆粒，方便得很。现在这茬人，根本没见过“连枷”是啥样，别说是甩“连枷”了。

        听了这些叙述，国林为刘家大院的变迁感到骄傲自豪，也为晚辈人感到满足。可是，总觉得晚辈人生在福中不知福。前些日子，听见电视里播出《好家风》这首歌，觉得唱到国林心里去了。是啊，时代变了，生活变了，衣食住行都和国林的童年不一样了，今非昔比了。但是，国林觉得刘氏家族的家风是不会变的，应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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