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6）

宜昌宗教面面观（6）

        六、迷信的中国人

        有权的官员信道拜佛，有钱的商人更加相信财运，有名的大腕也对神明深信不疑，那么广大的老百姓自然就对宗教顶礼膜拜了。

        汉斯·凯尔逊在他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指出：“最早的社会秩序具有一种完全宗教的性质。”在中国社会通史来说，这句话适用于夏、商和西周三代以前的封建社会。夏禹虔敬鬼神，重视祭祀；殷商一代更以迷信鬼神著称，商王几乎无事不卜，西周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理论，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依据。于是，从秦朝开始，那些皇帝、国王或者君主都号称自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颁发的法律和命令都变成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因为愚昧无知，也由于科学不发达，我们的古人敬天敬地敬鬼神很正常，对身边的大自然以及扑朔迷离的命运产生崇拜也很正常，尤其是到了儒家的兴起，就导致了天地君亲师、仁义理智信的道德观念的创立；法家推崇以法治国的方略，为统治者巩固其地位秩序出谋划策；墨家视鬼神同工匠的态度，以及把祭祀和民众娱乐相联系的方式，深得推崇。加上道教的广泛得到传播，佛教也进入中国，宗教就和皇权和人民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人出来或者像汉武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者像宋朝的王安石发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言不足恤”的论断；或者像明代那样扬道抑佛，或者像清代那样扬佛抑道；或者像蒋介石那样发动“新生活”运动，或者和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那样，试图荡涤封建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或者像现在不少学者大声疾呼崇尚科学、反对迷信那样，似乎都不能动摇人们对上天的崇拜、对命运的憧憬、对梦想的渴望，而且似乎在屡遭打击之后还依然很有声势，很有市场。

        其实，起源于对鬼神的崇拜、扎根在血缘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宗教思想和中国人的自身性格上的一大特色一样，就是实用主义。尤其是儒家的那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儒生们中间形成的思维模式，鬼神和魔怪、奇幻和离奇的事例给民众的印象，以及人生观和生活信念上所固有的传统观念，加上佛道两教以官方的意识形态直接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自然就使得广大民众对宗教的信仰、对鬼神的崇拜在社会各方面都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中国民众虽然长期受到儒家经典文化的影响，知道“仁爱”之心，赞同“忠恕”之道，也相信“克己复礼”，还迷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那些经典文化在民众的心里过于高大上、常常流于形式；境界过高，难以保持一致，再加上不赞同孔孟之道对殷周以来逐步形成的宗教文化采取存疑态度，就依然相信鬼神，依然相信命运，依然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的那样，民众“于圣贤神仙各种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正如费孝通先生对此形象地描绘的那样：“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国人从来就是注重实效的。

        因为水患不断、旱情猖獗，所以各地都有龙王庙；因为崇拜上苍，信道的就去拜太上老君，信佛的就去拜如来；做工匠的拜鲁班，酿酒的拜杜康；妓女拜的是那个首开妓院的齐相管仲，扒手拜的是梁山好汉鼓上蚤时迁；因为想生育，就会有送子观音；因为想经商，就去拜财神；因为想鲤鱼跳龙门，就去拜孔圣人；因为想闯荡江湖，就得去拜关公；进门有门神，床头有床神，灶房有灶神，水井里有井神，就是蹲在厕所里，也有司职的厕神……在那些旧时的史料中可以发现，三百六十行居然各有各的神仙和菩萨可供崇拜，这也就是中国宗教与其他国家不同之处：很实用、而且很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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