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8）

宜昌宗教面面观（8）

        八、宜昌的兴起（下）

        其实，鸦片贸易才是开埠后宜昌水运发达的重要特色。和《宜昌市志》概述的那样：“从清末到宜昌解放的半个世纪，宜昌成为全国鸦片贸易的集散地。”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宜昌周边就已经到处都种有鸦片，每年收获鸦片“总共不下数千箱。”据《宣统通志》载：早在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满清就在“宜昌于平善坝设立总卡，由厘金局另行设柜分办，每月收税若干，分册分报。”由此可见，宜昌在开埠前就已有了鸦片交易。而到了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宜昌鸦片厘金局成立，除海关征收鸦片关税外，厘金局又征收一道落地税。第二年，宜昌的鸦片贸易公开化、合法化；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宜昌成了八省总局，云贵川所产鸦片全都从宜昌外运。

        所以自宜昌鸦片贸易公开化的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将总局迁往武昌的这段时间里，就是宜昌鸦片贸易兴盛的第一时期。正如宜昌海关署税务司李约德在光绪十八年（公元1891年）12月31日的那篇很长、很详尽的《宜昌十年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宜昌失去土药的税收，该港的财政收入将会减少到一个很小的数目”。

        到了民国初期（公元1920-1921年）宜昌两次发生兵变，全城商户被兵变士兵哄抢，房屋被烧毁，致使宜昌市场一蹶不振。当时的宜昌商会会长韩慎之在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秋，专程赴河南郑州拜见吴佩孚，请求开禁鸦片，公开征税，活跃商场，以济军饷。韩慎之献策说：“沿清末旧例，不设征税机关，由商会成立济宜公司代收烟税，正税上交北洋政府，地方收取附加捐。”这等既树牌坊、又当婊子的事情自然会使得军阀吴佩孚欣然同意。于是，“济宜公司”浮现宜昌，由韩慎之充任经理。“自是杀人越货之风泯，烟土遂由军阀包运。”

        于是，宜昌又成为云贵川鸦片行销内地的主要通道，各省烟商云集于此进行公开的鸦片贸易，有资料表明，宜昌再次成为全国最大的贩烟中心之一，每年可收烟土税1000多万银元，最多年份征税居然高达3000多万银元。这不仅标志着开埠后的宜昌鸦片贸易达到了巅峰，也被称为是宜昌的“黄金时代”。而规模巨大的鸦片贸易，也刺激着宜昌城市消费的畸形发展。城中大街小巷，烟馆林立，多达百余家；青楼堂班，公娼私妓应时而生。每逢傍晚，到处灯红酒绿，饮酒豁拳，陪酒清唱，声达户外，通宵达旦。

        不过，鸦片对于宜昌民众身心的摧残也是显而易见的。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监察委员的周利生在1933年12月上书的《视察湖北报告》中写得十分明白：“湖北有一特殊现象使人目击心痛者，即鸦片烟毒弥漫全省也。”“仅宜昌一市，烟馆将及千数……其烟铺林立，烟客拥挤，男女老少应有尽有，四五岁小孩吸烟并不视为奇事，甚有一二岁婴儿亦须父母呵以鸦片者。所以鄂西人民大多数烟容满面，车夫苦力固无论矣，即社会领袖、学校学生亦多面黄骨瘦，一望而知为瘾君子者。一切的一切，无不建筑于鸦片之上，保安队也，公安局也，固以鸦片税捐为其经营，甚至法院、党部以及中小学校，亦赖鸦片捐以为补助，可说若无鸦片即无世界。此种情形，闻者决不相信，见者莫不痛心。”

        不过，虽然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对烟土征收重税，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贩卖烟土的贸易在宜昌依然红火。然而，随着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征税机关移设汉口，宜昌的鸦片贸易日落千丈，宜昌商埠的税收顿减大半，宜昌的转口贸易一蹶不振。到抗战爆发前，宜昌全年贸易总额由20世纪初高居长江12大商埠第四已经跌至最后一位，直至解放前夕，宜昌仍是一座百业凋敝的消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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