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31）

宜昌宗教面面观（31）

        三十一、层出不穷的宜昌教案（下）

        仗着枪炮闯进中国的那些外国传教士在强行推广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时候强调只信上帝，不准教徒尊崇孔孟，甚至不准祭祖，这不仅使那些封建官僚士绅感到洋教盛行会引起“风俗人心”的大变，危害封建统治，就是长期受儒道释三教思想影响的一般民众，也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另外，中国传统风水观念认为高耸入云的教堂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迥异，遮住了天，破坏了当地的风水，给人们带来了灾难，自然不可原谅。再加上像宜昌这样边远的地区，尤其是在鄂西大山区，那里的官吏不了解清政府妥协的政策，地主士绅阶层只知道自己是当地说一不二的人物，遇到挑衅，自然会做出激烈的反应，在当时那个时代，杀个把洋人极为正常。

        当然，在宜昌教区发生的每一次教案，都可以看见外国传教士的蛮横无理，不是偏袒教民就是有意挑拨，根本不顾国人的感情。比如宜昌教区的第三任主教德希圣就是在自己的弟弟、两位传教士和当地教徒陪同下到施南（恩施）视察，1904年行至沙子地天主堂遭到当地民众围观而认为有失尊严，提出要办几桌酒席，鸣鞭炮20万响赔礼道歉，民众照办后，德希圣还不依不饶。据龚浩写的《宜昌教案始末》一文介绍：“又命贾崇太（当地教民）责成老百姓将鸣放过的鞭纸捡起来，清点数目；群众认为洋人过于苛刻，也就拒不清点。双方正在僵持之际，当地士绅向协堂带领十几个人持刀前来，将德希圣等四人杀死，并将教堂及祭物全部捣毁，还将几家教友的房屋烧毁，这就是所谓的‘恩施教案’。”

        1922年，一个比利时神父在利川新田坝被杀，七年后，又有一名比利时神父被杀，地点换到了枝江峰山岗（紫金岭），原因都是他们和当地的民众发生纠纷所致。

        天主教注定与巴东小垱有仇。1898年12月11日，一名趾高气扬的比利时神父董若望在巴东小垱被愤怒的乡民所杀。1929年9月9日，宜昌教区的第五任主教邓炳文在巴东视察，途经小垱天主堂，在调解一桩婚姻纠纷时，邓炳文直接干涉教民与非教民的婚姻，并明显偏袒教民，所以激怒了当事人。那天晚上就将邓炳文和随行的传教士柳文德、小垱天主堂神父唐人杰一并杀死，这就是“巴东教案”。可是这还不算完，不过两年后，“有个因教案被处死人的后代，为报杀父之仇，于1931年月7日在巴东小垱教堂杀死比利时神父余文辉。”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的诡异，三桩教案，居然全都发生在巴东小垱天主堂！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被杀的余文辉还是那个还是在利川新田坝被杀的比利时神父余文银的哥哥，也是宜昌教区最后一个被杀的外国传教士。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1904年“恩施教案”德希圣被杀后，比利时国王专门派了钦差向清廷交涉，并派军舰来宜昌显耀武力，法国籍的宜昌天主堂当家神父甚至拿着指挥刀耀武扬威的面对当地官员叫嚣。满清朝廷当然怕得要命，不仅派专员赴宜处理，下令捉拿凶犯，10月5日德希圣等人下葬时，特派官员与宜昌文武官员一道躬身执绋。教案的最后处理结果是：清廷赔偿教会白银10万两，另给坟地购置费2500两，还给那个被杀的中国教民贾崇太的家属14200串铜钱的抚恤；1905年将向协堂等11人处以极刑。

        而1929年“巴东教案”邓炳文被杀后，罗马教廷驻华代表立刻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交涉，中国的外交部9月17日的回电称：“本部长对此异常焦虑，刻正饬令地方当局详细调查。”可是当时虽说早就是民国了，可依然是军阀混战连连不断。当时的湖北政局也不稳，上半年统治湖北的桂系军阀遭到蒋介石部队的围剿，下半年的9月7日，驻扎着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师长张发奎通电反蒋，教案的善后事宜就不得不一拖再拖，最后当然可以严惩肇事者，不过赔偿了教会区区3500块银元了事，可见得“乱世没处说理”这句话是正确的。

        于是想起了当年一个天主教的教民的自白：“为什么不信教？因为信教好处多啊，有吃有喝（施粥铺），能看病（教会医院），又能上学（教会学校），出了事还有洋大人给罩着，别看平时当官的和地主在你面前作威作福，遇见了洋人照样低头哈腰。这样比当官的还大的靠山有什么理由不依靠呢？”

        真的有些五味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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