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59)
宜昌宗教面面观(59)
五十九、古佛寺的前身(下)
按照陈大厚的说法:“公安局的真实目的一不是捉人,二不是捕神而是眼红要钱。要钱好说,经过私下疏通,塞进不少腰包。不几天,公安局长开恩,宣布父亲无罪释放,‘灵菩萨’也受到同样恩典。……经过同道者的倡议,热心人的赞助,善男信女的解囊,各方的捐款,加上本身‘香火钱’的积累,于是选庙址于珍珠岭,设计绘图,勘地投标,大兴土木。有钱好办事,大概化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座金碧辉煌、庄严肃穆的大庙告成。取庙名为“古佛寺”。”
他在那篇文章中写道:“庙内布局宽敞谨严,有浓郁的佛教气氛。内分大雄宝殿,居庙正中,不消说,供的是那尊如来古佛;两侧是观音殿,十八罗汉殿,还有一些附属建筑物。占地而积较人(比现有的庙址大些),耗资数万银元,与座落在环城南路的‘关爷楼(关圣楼)’媲关,同为宜昌著名的两大庙宇。不幸的是古佛寺大庙落成,它的创建人——我的父亲,因积劳成疾而病逝。时间是1929年,终年仅36岁。父亲死后,庙中失去主脑,缺人照管,商得其他道友的同意,决定敦请当阳玉泉寺派僧住持,庙产全部无偿相赠,玉泉寺派超明来古佛寺任当家和尚。这样从一个梦开始的神话,经过父亲苦心经营的、被人称道的陈氏‘家庙’就这样揖手相让了。”
按照超明的说法却是另一种情况:“因为香火特别盛,庙里搭红挂匾搞满了,有人说:古佛寺的匾可以建一间屋。收入多,陈姓也发财,同伙不服,认为陈不是和尚,不能主持庙宇,就去玉泉寺请来超明的师父做当家,不久就由超明做当家,香火更好了,光是香钱的收入就可够当时住庙的八个和尚的生活。后来将庙宇扩大,经常住和尚二三十人,以赶经忏为主。古佛寺的名声大了,宜昌的陈、黄、王几大家,有的阖家来皈依佛教,做佛事的多了,还准备扩建为丛林,因抗日战争发生,就停止了。”
两种回忆相比,超明似乎说得更加合情合理。
关于古佛寺在抗战中的情况和胜利后的重建,陈大厚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宜昌沦陷后,古佛寺曾被日寇和浪人拆毁。胜利后,重新修复,但规模不如以前,仍由超明住持。”而超明说得更详细一些:“古佛寺日寇侵占时全毁,超明回来向华严寺借款六十万元(当时约十两黄金),又向银行借款500万元在原址重建庙宇,共住和尚八人,以赶经忏、做佛事为主要生活来源,当时做一堂佛事,约一百元(银元)。”
这些回忆告诉我们不少的信息:一、古佛寺的那尊佛像早就被战争毁过一次;二、古佛寺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建的,算不得古建筑;三、重建以后的古佛寺规模缩小了;四、做一次佛事真的不便宜,要知道当时的一百元可是一个公务员几个月的薪水总和呢;五,因为抗战胜利以后商业中心的转移,那些大户人家不复存在,百废待兴,所以即便是和尚维持生计也很麻烦,所以解放初期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僧尼们只好改换门庭了。
现在主持古佛寺的根定是四川南充人,佛学院本科,还读了研究生,2001年在宜昌古佛寺挂单,后担任监院并管理寺院日常寺务。被说成是:“爱国爱教,乐善好施,学修并进,勇于献身佛教事业的法门龙象。”就是风言风语不断,飞短流长也有些多,即使是删帖,网上也找得到。本来是“君子坦荡荡”、“公道自在人心”。可是2009年宜昌佛协新的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会长是在当阳玉泉寺的,副会长是当阳度门寺和枝江三佛寺的,古佛寺不过就是“陪太子读书”,想起超明法师曾经创造的古佛寺的辉煌,真的有些苦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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