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14章 北大荒匪事1

清朝末年，关东地区先后沦为俄、日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对这一地方的管辖权。民不聊生，田园荒芜，一些游手好闲之徒或家破人亡、无以生计的苦难平民，或战场上死里逃生的散兵游勇，啸聚而起，开始了土匪生涯。有人将关东的土匪划为四种类型:

        一种是纯胡子土匪。这种土匪是马贼中的不逊之徒，专事绑票。他们大多为地痞流氓，放弃正常的职业和家产，利用封建会道门结成团伙，肆意绑票撕票，残害老百姓。为了劫夺一枚金戒指，他们能残忍地砍断人的手指。

        一种是兵匪。其首领多是被招安的土匪。他们常常指挥部下便服出山，捞足财物后再回到军营。

        一种是日匪。这类土匪中有些人是日伪时期的汉奸，有些人是日裔土匪。

        一种是绿林土匪。这类土匪多半是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他们不满富豪的欺压，步入绿林生涯。这类土匪早期有严格的规矩，信守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宗旨，专事砸窑——抢富贵人家的财物。

        关东土匪的活动主要是在夏秋两季。这是关东高纬度高寒地区的气候特性造成的。当植物生长茂盛时，就为土匪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掩护。而到了冬季，土匪活动明显减少，多数土匪潜入城内避风歇息。

        关东土匪有着较严格的组织结构。其内部分工明确，各绺子之间相对独立，互不相扰。土匪的头目叫“大掌柜”，也有叫大当家的，或叫大哥。土匪中的基本成员是“马崽”，以兄弟相称，在行动中绝对服从上级指挥。“炮头”是土匪中的小头目。多数“炮头”是神枪手，枪法极准，胆子也大。“粮台”是土匪中主司粮草的小头目。这类角色多由熟悉当地情况、算盘好、心眼机敏的土匪担任。“小香”是土匪中担任警卫任务的小头目。流动性较大的土匪队伍每到一地，即由“小香”委派“鼠子”去设卡放哨。“翻垛的”是土匪队伍中的军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此人一般通天文地理，常常利用宗教的名义为大掌柜择日出击，或鼓动鼠子们拼命行动，达到某种目的。“秧子房”是专门处理绑票的土匪头目。“秧子房”本身就是关押绑票肉身的地方，所以专管这类事物的头目也被叫做“秧子房”了，这类土匪狡猾并且心狠手辣。“花舌子”是土匪中的联络官。通常在绑票后向其家人送信件。这类土匪能言善辩，利用各种招数恐吓肉票的家人付清赎金。“插签的”是侦察兵。常常独自行动，多半是乔装打扮，到准备攻击的窑中去侦察虚实。“字匠”又叫先生，是土匪中耍笔杆子的人。一般都能写一手好字，有的还会刻印章，专门从事土匪内部的文中事物。

        上述的八种人在土匪队伍里称为“里四梁”和“外四梁”，通常又称这八种人为“八柱”，也是土匪中的中坚力量。土匪中的“大掌柜”的与“四梁八柱”及“崽子”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大掌柜”的领导地位是十分明确的，但一个有威望的“崽子”，又可以制约“四梁八柱”，甚至“大掌柜”。当上下关系紧张时，“大掌柜”常常用金钱来化解矛盾，化干戈为玉帛。也有“崽子”们造反的时候，个别“掌柜”的就是在内讧中被“崽子”杀死的。

        土匪劫掠钱财的方式是以武力强行攻入豪绅富户之家，这种行动，称“砸窑”。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

        窑有“软窑”、“硬窑”和“响窑”之分。“软窑”是指用柳条子、木板杖子夹设的院落，四周没有碉堡炮台。但往往在屋角、马圈、道栅和猪圈里设有“暗枪”，也有设置地枪来自卫的。这样的窑顶多是些小康人家，虽说积攒了些家产，但还不够富，修不起坚固的院墙和炮台，防守能力很弱。“硬窑”是指砖砌起或土打的大院，四周有炮台，安置枪眼，有花大价钱雇来的胆大艺高的炮手专职护院，有一定的抵抗能力。这通常是乡村中富得流油的大户豪门。“响窑”又称“红窑”，是指那些常挂小红旗的大院。这类人家大多是乡镇富户、店商铺号、油坊、烧锅、粉房等作坊，自家修筑比较坚固的高墙大院，四周围墙安设炮台、枪眼，雇佣武装职业人员（炮手、炮勇）自卫。他们既怕土匪来砸窑，又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武装，于是就挂出一面红旗，绑在烟囱上，  意思是可以来砸。这是吓唬土匪。对这些响窑，一般小股土匪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弄不好，窑没砸响，弟兄的命还要搭进去几条。再者，这类大户常常是地方豪强、士绅，其人或子弟往往与军方或官署有联系或有某种关系，甚至有财力买通了某股巨匪。土匪往往还是选择红窑作为攻打的目标。因为这挂红旗的窑虽然难打，但油水也特别大。土匪经不起这巨大的诱惑，愿意舍本做大买卖；也是遵从“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先把那挂着红旗向绺子示威的窑给砸了，可以收到惩一儆百的效果。

        为了砸窑，特别是为了砸开“硬窑”和“红窑”，土匪很懂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为此，必须事先派专司侦察情报的人——“插签的”去探地枪。这是个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探好窑的内部情况，砸窑就开始。砸窑的当天，就由“翻垛”的（匪帮里的军师、参谋）看好黄道吉日，然后出击。砸窑往往在夜里行动，土炮一响，群匪在炮头带领下猛攻。有怕死怯阵的，就当场“插”了他（枪毙处死）。如果谁立功，回去就披红授奖。

        砸窑是不容易的，每次都扔下一些崽子。如果砸响了（进去了），就花天酒地，残害百姓。让老头和小孩给遛马，女人给他们做饭，要吃啥饭自己点。衣食足，施淫欲。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女人。有时为了争一个女人，匪徒间往往相互争执不下，甚至撕打。

        砸窑之后，匪徒往往不会停留太久，以防备官兵围剿。常常是吃喝玩乐一通，带上值钱的东西赶紧“滑”（撤走）。

        有时碰上硬窑，如里边“枪头子硬”，打不进去，但也想方设法硬攻。有的在爬犁前竖起草把子，上边浇上水使其冻成冰，造成屏障，人在屏障后面驱赶着马爬犁前进射击。还有的将豆饼垛在爬犁前面，再在豆饼表面浇上水，使其冻成一体，作为进攻的屏障，也很奏效。更有的因城墙坚固，天寒地冻，无法攻进，便用柴草加牛黄把墙外的土地烤化，从墙下挖洞。

        绺子无论大小，都干绑票的勾当。因为绑票勒索是一种可靠的方式，它有三个明显的好处:一是这种方式基本上为受害者所接受，因而风险较小；其次，抢劫的赃物很难处置，而绑票的家人肯定会赎出受害者；再次，绑票可以移动，在绺子迁徙时易于带走。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这里面很有讲究，并不是想绑谁就是谁，调查清楚哪一家是不是有足够的钱财值得冒风险，是很重要的。土匪有时候也讲条件，“先礼后兵”。在绑票之前，先摸准哪家有钱财，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便送张条子去“开借”（写信索取钱财）。根据对方情况，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便以礼相待，甚至与这户人家套关系交朋友。如果事主不借钱财，甚至引领官兵前来围剿，便乘其不备，率众匪前来烧杀掠抢。在一般的情况下，各绺子总是优先考虑那些有油水可榨的富裕大户，但是绑这样的票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到了土匪活动频繁的季节，有钱人家的子女上学堂都有家丁接送，当家掌柜的也不轻易出门，有什么事都让伙计去办。如果有要紧的事非要出门不可，也都带上保镖。这样一来，使得许多实力弱的小股土匪只能望而却步，弄不好就会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这样，许多中小户人家便成了土匪绑架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虽然有些家产，但还达不到雇保镖的能力。

        绑架的对象可能是年幼的小孩子（匪话称为“抱童子”），待嫁的少女（要求当天赎回，过了夜婆家就不要了，故而匪话称“性票”），要么是有相当知识文化家庭的小姐，因为这类人要比来自传统家庭的妇女更有可能交赎金。如果当家的是个大孝子，土匪就绑架老太爷或者老太太。也有的土匪绑架全村或全保的主要人物，如保长、村长，由全保或全村筹付赎金。土匪最有可能绑架的还是当家的、掌柜的。因为一来他是这家的顶梁柱，全家生活来源全靠他，不把他赎回来，日后也没法生活；二来当家的或掌柜的是一家之主，说话算数，信传到家里见效快。总之，土匪在揣摸肉票及家人的心理方面算得上绝顶聪明，决不会为绑一个值不了几个钱的肉票而冒风险的。

        绑票到手，“秧子房”（专门关押人票的地方）要养票。首要的是要把肉票看牢看严，防止跑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

        土匪有个很损的折磨肉票的办法，美其名曰，“熬鹰”。这种方法常常在匪徒行走、转移的途中使用。当土匪队伍停下来的时候，“秧子房”掌柜的会迫令所有肉票围在一堆火旁坐下来，然后取出一个拨浪鼓或铃铛之类带响的东西，逼迫肉票每人摇五下再传给下一个，依次类推，一圈儿又一圈不停地摇下去，传下去。如果谁偷懒打盹儿，铃铛传到他那里没了响声，立刻会挨土匪一棍子，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摇。这就叫“熬鹰”。如此煎熬法，个个精疲力竭，即使让其跑也力不从心了。据说有的肉票熬得实在受不住了，摇着摇着便一头扎进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土匪还有一种折磨肉票的方法叫“骑墙”。就是把墙凿穿个洞，将肉票锁在墙内，而将其一只脚由墙洞伸出，用木锁横锁着，使肉票不能进退也不能转移。

        最绝的折磨肉票的方法叫“戴眼镜”。就是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赎回家时已是残废人。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有的绺子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在乳房上系两个铃铛，强迫其去做面条，铃铛晃动乱响，众匪们则赏心悦目，把这种面条叫做“响铃面”。

        在一般情况下，土匪不会把肉票无限期地养起来。因为他们流窜时得带着肉票走，这是挺麻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尽快出手。土匪对那些长期无人来赎的肉票，随着活动淡季的到来，都要处决，而不是释放。这样做虽然残忍，但对土匪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被绑者的家庭尽快出资赎票，否则他们会抱有将来被释放的幻想。处决所有的剩余肉票，便断绝了任何其它门路。在一定的意义上，土匪可谓是成功的心理学家。

        但有的时候，对更重要的肉票，他们都舍不得“撕”，转移时也带着。1930年，“金山”绺子绑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才4岁，“花舌子”送去37封信，他家也不来赎。他家是个老太太当家，极其吝啬，说∶“孩子还小，长大也不知道是个葫芦还是个瓢，不赎！”可“金山”绺子又舍不得这个票，反正孩子也小，就让一个老匪缝了一个大皮兜子，把孩子装在里面背着。几个月过去了，两人也有了感情。后来那家人家真不要这个孩子了，老土匪竟收下这孩子为干儿子，这孩子认老土匪为干爸了。

        有些舍不得“撕”的肉票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大腿里生了一堆一堆的蛆。土匪留着这些人质，既怕他们死，又舍不得给他们用药，于是常常用火烤肉票腿上的蛆。被火一烤，肉票疼得拼命嚎叫，爹一声娘一声的，令人目不忍睹。

        如果绑票目的是为了钱，就要设法通知家人赎回去，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旧时代没什么方便通信手段，一般由受害者和匪帮内精通文字的人写信，找“花舌子”送信上门，约定日期、索价，带足赎金到某地点赎票。届期不前来赎票，若绑的是小孩，就砍掉其一根手指，装在信内送到被绑孩子的家中。再约定赎期和地点，促使其家人前来赎票。届期再不前来换票，就再砍掉小孩一指，再去送信，直到砍掉五指。土匪这样做，是为了促使人恐惧，促使其他被绑票人的家中前来赎票。赎票价码一般由土匪开，他们遵循的原则是:一要榨出最多的钱，二要留有余地，三是打出讨价还价的部分。价码过高，票主家拿不出钱来，横下一条心舍命不舍财，匪首前前后后的心思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价格过低，捞不到大油水，白忙活一回，也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买卖。  只有出个不多不少的价，才可靠，这也全靠“花舌子”的本事了。

        “花舌子”凭着一条三寸不烂之舌，把死马说成活马，将烂草说成金条，对票主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常常能让票主家按他的意见去做。见了票主家往往说:“你家摊上事了，我也挺同情。不过你家也要想开，把人赎回来是大事，有了人不怕没有钱，好歹这是一条命。再者说了，这是你们的当家人，古语说得好，家有万贯，主持一人，不能不去赎。”末了，眼睛里果真流下几滴泪珠来。大凡绺子绑到票，不捞足捞够是决不撒手的。

        赎人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事，小户人家自不必说，一般中等人家摊上这种事，不倾家荡产，也得大伤元气，几年翻不过身来。就是大户人家也难以招架这种打击，有的人家往往从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更糟的是，财产全搭进去了，可赎回的亲人也早已被土匪折磨摧残得伤痕累累，甚至终身残疾。

        土匪入伙仪式黑话叫“挂柱”。挂柱一般分保人保举和自己投靠两种。保人保举相对简单些，这个保人一般和土匪比较熟悉，保举时要有个字据，交土匪专人保管，写明被保举人的来意，愿意“走马飞尘”、“不计生死”等字样。对没有保举人、自己提出“挂柱”的人，则要经过严格的盘问，首先要试来者的胆量，匪语称之谓“过堂”。“过堂”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叫来者在头上顶个葫芦或酒壶之类的东西，让他朝前走，不许回头。当走到百步之外，土匪头子突然举枪射击，将葫芦或酒壶类的东西击碎。随后，土匪头子便命小匪去摸来者的裤子，看他是否尿湿了裤子。如果尿了，说明胆小，当不了土匪，就把来者轰走。如果未尿，则可进行正式的入伙仪式。

        另一种考验的方法是陪着土匪出去抢劫，或者不给他枪和刀让其去“踩盘子”、“望水”，打探情况。如果干得很出色，就会向大掌柜的汇报说:“这人骝过了（考验过了），还算顶硬（能挺住、胆大）！”经过考验后，就进行拜香入伙仪式。拜香时，想“挂柱”的人要插19根香，其中18根表示18罗汉。19根香要分5堆，前3后4，左5右6，当中插上1根。一切准备完毕，来“挂柱”的人双腿跪下，发誓道:“我今来入伙，就和弟兄们一条心，不走漏风声不叛变，不出卖朋友守规矩。如违犯了，千刀万剐，听大当家的插了我！”这时，大掌柜的发话了:“都是一家人你起来吧！”然后领着他去拜见匪队中的“四梁八柱”首先见的是“炮头”。“炮头”告诫:“强中更有强中手，你的枪法还得练。每天早点儿起来，别趴被窝子。到你的卡子时精灵点儿，你要及时，生命都在你这儿了。”话毕，叫人给拿子弹和枪。接着见的是“粮台”。“粮台”告诉:“我们在外追风走尘的，不易呀！啃窝（吃饭）时别挑肥拣瘦的，东西少了大伙分着吃。你听说过孔融让梨的典故吗？要好生学着点儿。”然后派人给拿套衣服或被子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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