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17章 北大荒匪事4
其实,这回就是解放军拿飞机来“逗”他的。那架故意涂上国民党标志的飞机是我合江军区的。1946年,我军刚刚组建了东北航空学校,校址就设在勃利县,飞机是日军丢在东北各机场的旧飞机。我合江军区利用手头掌握的飞机,大胆地设计了诱敌集合实施轰炸的战术。同时,我军地面部队密秘开进,一旦土匪挨炸,即对其实施突袭。
5月7日,天空晴朗,我军两架飞机装上炸弹和宣传单,升上蓝天。升空半小时后,有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出了故障,掉入山谷,另一架飞机独自飞向刁翎。此时,1000多名土匪和300多名当地老百姓列队站在机场边迎候。张黑子和其他土匪头子们穿戴整齐,仰望天空,等待国民党中央大员的到来。一会儿,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一架银色飞机出现在蓝天上,许多土匪欢呼起来。张黑子心头一阵激动,飞机果然来了,只来了一架,不可能是共军的。如果共军来轰炸,绝不会只来一架飞机。张黑子长长舒出一口气,也招起手臂朝天空挥舞……
这时我飞行员在空中看到了土匪队伍旁边站立着的老百姓,如果扔下炸弹,肯定会伤害无辜群众。于是他决定不扔炸弹了,只用机枪扫射土匪。主意拿定,他拉下机头朝下俯冲,随即拉动机枪枪机,子弹成串扫向土匪队伍。排列整齐的队伍顿时炸了营,一些土匪当即倒下了。张黑子初见飞机下降,还高兴地直朝机舱内张望,想看看熊式辉的人影。没想到飞机喷吐出火舌,子弹差点儿扫到他。他猛然清醒过来,跳着脚骂道:“妈个蛋的,上了的当了,快撤,快撤!”
这时镇外的枪声大作,我围剿大军冲进镇来。张黑子急忙上马,慌得上了两次都没上去,第三次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才爬上马背。土匪大队蹿出东门,又中了我军的埋伏,只好掉头朝河边跑。张黑子的马快,冲出了包围圈儿,逃进深山老林里了。
张黑子逃到深山老林后,与另外三大“旗杆”失去了联系。谢文东被解放军捕获的消息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还派副总指挥车理珩去找谢文东。车理珩不但没见到谢文东,自己也被解放军抓住了。在我军的政策攻心下,车理珩答应带领我军进山捉拿张黑子。贺晋年将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了机智果敢的8团5连2排长刘书颜。
刘书颜带领30多人,化装成土匪,带着车理珩在深山老林里一口气走了140里,找到张黑子藏身的窝棚时,却没有发现人影。刘书颜带领战士们继续追击,又一口气跑了60多里,发现前方一个窝棚的烟筒里冒着烟雾,战士们立即包围了窝棚。一会儿,从窝棚里走出十几个匪徒,见刘排长一行都是土匪打扮,并没太在意,走过来问道:“你们是哪个绺子的?”刘排长回答道:“我们是谢文东手下的。”对方又问:“山外头咋样?”刘排长道:“紧着哩,共军到处都设了卡子。”“那你们到这儿来干啥?”“谢司令让我找张司令联系,想到这边背背风。”刘排长接着问:“张司令在哪儿?”土匪们应道:“在窝棚里躺着呢!”刘排长见时机已到,手一挥,战士们一拥而上,将面前这十几个土匪缴了械。
刘排长立即冲到窝棚前拉开了门,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刘排长喊了一声:“张总指挥,有人找你。”张黑子慢腾腾地坐起,懒洋洋地走出门来,朝外一瞅,见一群持枪的陌生人怒目而视,便知道难以逃脱了,故作镇静地说道:“我的运气不好,你们运气好!”便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1946年12月15日,数万名群众在刁翎举行公审大会,审判土匪头子张黑子。愤怒的群众一面历数张黑子犯下的滔天罪行,一面用棒子打他的头。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专程赶来拍下了这一历史境头。
李华堂,绰号“李老呔”,1886年生于河北滦县。早年曾与陈东山活动在完达山的挠力沟一带,报号“北平”,后与陈东山一起投靠到李杜部——吉林自卫军,在陈东山的九十六团任一营营长。
“九·一八”事变后,李华堂在李杜率部退守依兰时,驻防刁翎。于1932年8月在小土城子一带收拢了地方的大排队和部分山林队,组成了“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李华堂任支队长。初建有700余人,主要活动在汤旺河一带。1935年,李华堂支队得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扶持,部队有较大的发展,转战于勃利、依兰、方正等县。1936年1月,李华堂支队被东北抗日联军总部改建为抗日联军第九军,李华堂任军长。1939年2月,日军进犯方正县,在陈家子的战斗中李华堂负伤,在送往西风沟密营养伤的途中,被日军俘虏,投降叛变,充当日本特务,残害许多抗日志士及家属,曾为日军辨认过抗日将领赵尚志的遗体。
1945年日寇投降后,李华堂和张文(李匪部的参谋长)在依兰县的土城子、达连河、五家屯一带组织了1000人的队伍,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反对苏联红军。在苏联红军撤走时,抢夺占领了依兰、方正两县的县城,投靠了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1946年10月,各股土匪的主力被合江、牡丹江军区部队和三五九旅部队的连续打击,已溃不成军,土崩瓦解。四大匪首纠集残匪遁入深山老林,妄图长期潜伏,以待国民党到来时东山再起。
李华堂率其残部于10月22日钻进黑瞎子沟,向西逃遁。想凭借其险峻地理环境做最后的挣扎。据此,贺晋年司令员分析了李匪善于避实就虚的特点,认为李匪进山是假,而从南面的莲花泡一带出山是真。于是,剿匪部队决定沿牡丹江岸向南清剿,在土匪可能出山的地方阻击歼灭。并决定依兰县独立团副政委李国秀率领一营守住黑瞎子沟口,以防李匪率部回蹿。
贺司令率骑兵大队沿牡丹江向南挺进。当部队进入四道河子村时,见乡亲们神色恐慌,各家各户的东西被翻腾得满院都是,乱七八糟的。经了解,原来是遭受土匪洗劫,刚刚向西山沟逃走。贺司令员立即率队向西山沟追去。当追至沟里一个小山包时,遭到土匪的劫击,战士们迅速将山头包围,激战中毙匪十余名,俘匪十余名。经审讯得知,这股土匪是张雨新匪部的杜芳庭团,匪团长杜芳庭已带几名随从逃走。
下午,骑兵大队到达三道通。这是牡丹江西岸一个较大的集镇,有商号和店铺,比较繁华。当时三道通分西三道通(现三道通)和东三道通(现江东村),两村隔江相望,往来全靠摆渡。当骑兵大队到达渡口时,江边一片沉寂,渡船踪影皆无。据乡亲们说,渡船早让匪徒给毁坏了。
侦察员找来两位渔民,贺司令员忙询问哪个地方可以涉水渡江?渔民将他领到下游一个似小瀑布的地方,指着江心说:“这儿只有两米来深,但水流太急,骑马过江必须走正,稍一偏离就会被水冲进旋涡里,那就危险了。”
贺司令带领战士们成功地涉渡到东岸,在江边燃起篝火烤干了衣服,又继续前进。刚走不远,就听到从石砬子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果然是李华堂想把合江军区部队诱进深山老林,好金蝉脱壳。他见合江军区部队没有上当,便慌忙择山路欲向南逃窜,但没想到又遇到牡丹江军区部队的拦截。李华堂犹如笼中困兽,拼命想吃掉拦截他的这个营。他派出一百多个匪徒到东江湾的山头,阻挡合江军区骑兵大队的追击。尔后,便亲自带领几百个匪徒向牡丹江军区的这个营扑去。在石砬子和莲花泡、三间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合江军区骑兵大队听到枪声后,加快了行军速度,队伍像一支利剑沿着牡丹江东岸向前飞驰。当部队行至江湾附近的山崖下,遭到李华堂派出的股匪的疯狂阻击,匪徒们想凭借地理优势将骑兵大队赶入江中。贺司令员果断地命令:“司令部的人员和警卫排就地进行掩护,骑兵大队从左侧迂回到敌后,占领那个山头!”他用手指着敌左翼的山峰说:“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我们两面夹击敌人!”
骑兵大队很快占领了那个山峰,从侧翼向敌发起猛攻,毙匪十余名。匪徒们见势不妙,仓惶逃跑。正在指挥顽抗的匪首李华堂,见合江军区骑兵大队奔驰而来,不敢再战,便让匪徒们在山上燃起三堆狼烟(土匪的撤退信号),匪队便向木兰集逃去。洗劫木兰集后,从东山沟翻跃大岭逃往寒葱河屯去了。
合江军区骑兵大队与牡丹江军区十四团一营胜利会师了。接着,三五九旅的骑兵团也赶到那里。三支队伍会合后,力量大增,对彻底消灭李华堂帮匪更充满了信心。
次日拂晓,部队到了寒葱河屯的南山上。向屯里望去,见十几户人家的炊烟升起,屯前的草甸子里有匪兵遛马。“追上了!追上了!”战士们兴奋地议论着,振奋的情绪驱散了一夜的劳困。贺司令员与谭友林副旅长立即进行战斗部署,亲自率领部队向敌侧翼迂回、包抄过去。天亮时,部队还没将土匪完全包围,便被敌暗哨发现。三声枪响,惊醒了匪徒的美梦,晕头转向,四处逃散。合江军区部队追击一阵子,毙匪二十余名。狡黠的李华堂想把合江军区的部队引开,便指使匪徒们向莲花泡方向逃去,自己带亲信却向刁翎方向蹿逃。
合江军区部队经过一天的山地行军,半夜时分到了东莲花泡(现莲花村)。可是,匪徒们在抢劫后,已于下午渡江逃往西莲花泡(现江西村)去了。恰好,三五九旅七十一团也赶到那里。两支队伍会合后,决定拂晓时再次渡江。时值11月上旬,气温已降至零下十几度,江水夹杂着冰块,寒彻刺骨。队伍涉江后,被凛冽的北风一吹,竟变成了冰人冰马。
“身披银甲”的队伍进入西莲花泡,捉住了几个土匪。审讯得知,被追剿的土匪已逃进山里。附近仍藏匿着张雨新及其残部,还有被牡丹江军区追剿的谢文东及其残部。
李华堂自从寒葱河漏网之后,带着百余名匪徒向黑背逃蹿。途中又纠集了张雨新匪部的王德平团,乌合之众达三百多人,流窜到依兰县三道岗、飘荡河一带骚扰。被依兰县独立团痛击后,又狼狈蹿向刁翎附近山区藏匿。
狡猾的李华堂为缩小目标,活动灵便,把匪徒分成许多小股,让其分散行动。而他只带几十名骑匪,以躲闪战术流窜,出没在山林村屯之间,烧杀抢掠,在群山林海间与剿匪部队周旋。
1946年12月上旬,藏匿在牡丹江下游西岸的土匪已基本被剿灭,剿匪部队继续追剿逃跑到牡丹江东岸的李华堂部残匪。剿匪部队昼夜兼程,穷追猛打,匪徒被追打急于奔走逃命, 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当三五九旅的骑兵团向土城子追击时,只剩下18名骑匪的李华堂,又拼命向大盘道方向逃去。途中与合江军区的部队相遇,李华堂对残部说:“别打枪,你们见到他们就投降,我得先走了。”
下午,李华堂单人匹马地向刁翎溜去。路上被一个农民发现,立即报告给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司令部。值班参谋接到报告,立即派4名骑兵通讯员往刁翎方向追去。紧靠团部驻地的一连战士们,刚搜山回来端碗吃饭,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放下饭碗随后追去。
大盘道附近的山岭尽是灌木丛林,李华堂在山边的小道上狼狈地奔逃着。七一八团参谋等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李华堂却故作镇静地放慢脚步,一声不响地向前走着。七一八团的两名骑兵通信员从山下的草甸子迂回到李华堂的前面,大喊一声:“站住!”李华堂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一手提着王八撸子,一手提着驳壳枪,抬手“叭叭”两枪。两名通讯员被打伤,掉下马来。与此同时,七一八团参谋对准李华堂“叭”地一枪,击中了李华堂的下巴。两名负伤的通讯员趴在地上也向李华堂射击,同时扔出一颗手榴弹,炸伤李华堂的右臂。此时一连的战士们也赶到了。大家一齐动手,把李华堂捆绑起来,押解到马桥屯。又在屯里找到一辆花轱辘马车,将李华堂捆绑在车上,往刁翎押送。
不料车一出屯子马就毛了。车老板和押送的战士都跳下车,后面押送的骑兵战士催马紧追。惊马将车拖出二里多路,到岭下时翻了车,将李华堂压在车下。骑兵战士追到跟前,把压在车下的李华堂弄出来一看,这个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匪首已气绝身亡。李华堂就这样完蛋了,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互传喜讯。
1946年底,合江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了突出战绩。“四大旗杆”中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先后被三五九旅和合江军区部队俘获,并公审,但余部残匪仍然十分猖獗。为彻底消灭这些残匪,元旦过后,各剿匪部队又开始了对“四大旗杆”中的最后一个顽匪——孙荣久股匪的清剿。
孙荣久,匪号孙访友,是合江一带有名的惯匪。他17岁就当土匪。“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残害我抗日志士。“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又乘机拉起队伍,自立为头目。
1947年1月,三五九旅骑兵团在消灭李华堂股匪后,调到勃利一带追歼孙荣久。在剿匪部队的连续打击下,孙荣久部残匪大部溃散潜逃,只剩下百余骑兵。为摆脱三五九旅骑兵团的追击,狡猾的孙荣久将余匪化整为零,只带着副官彭治彬和一个贴身警卫员向桦南县阎家区一带逃窜。三五九旅骑兵团立即与勃利县委取得联系,要求协助活捉孙匪。勃利县委书记陈郁立即令勃利、桦南的两个县大队各派两个排,拂晓前分别赶到青龙桥和马家街堵截。桦南县长张立克接到命令,随即带两个排向马家街进发,但孙匪已从青龙桥溜进深山。
在离马家街百余里的深山密林中,有一个十分隐蔽的石洞,是土匪的一个联络点,里面储存着食物及用品。孙荣久等3人一口气逃到那里,见追兵已被甩掉,孙荣久仰天舒了一口长气,卸了鞍、给马喂上草,便开始做饭。饭后,孙荣久对彭治彬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哇,这个联络点有吃有喝,又没几个人知道,咱们先好好睡上几天觉,稳稳神,日后再做出山的打算。”
可是两个月过去了,洞里的粮食越来越少,山外围剿的风声越来越紧,孙荣久有些犯愁了。无奈,只好杀了一匹马。只剩三条马腿时,便被迫下山抢粮食,被当地自卫队打了回去。回洞后,仅剩的马腿也被野兽叼走了。孙荣久孤注一掷,派警卫员下山。一是弄点吃的,二是想法打进工作团内部,以便打探消息,里应外合。原来,孙匪在前几天下山时,无意中发现,他的百余被俘部下都押在马家街,便预谋策反,重振旗鼓。
孙荣久的警卫员走后,孙荣久对彭治彬说:“这里我们不能呆了,得换个地方。”“上哪去?”彭治彬问。老奸巨滑的孙荣久冷笑道:“上猴石山,一旦这小子出了漏子,我俩好有个回旋余地。”
孙荣久的警卫员叫小叶子,他到了马家街后,马上找到了工作团,交出了所带的两支驳壳枪和五十发子弹,以及骑来的一匹快马,然后用花言巧语骗取了工作团的信任。
3月21日,焦急而恐慌地等待着小叶子的孙荣久、彭治彬,在联络地点不见小叶子回来,就再也沉不住气了,冒着风险下了山。二匪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趁着天黑偷偷地摸进马家街,钻进了村东头的老王家。
老王家只有60多岁的老两口子和一个12岁的孙子,孙荣久对此了如指掌。见到老王头儿,孙荣久劈头便问:“你们这里住着什么部队?”老王头儿先是一愣,随后镇静下来,慢慢回答说:“是桦南县公安大队的。”“有多少人?”彭治彬紧接着问:“两个排,还押着九十多个俘虏。”老王头儿边说边用脚暗暗地碰他的孙子。“我要拉屎去!”小孙子嚷着。“拉屎就拉屎,喊什么,快去吧!”小孙子推门一直朝村西头跑去。
当时,桦南县大队的两个排押着孙匪90余部下住在马家街的西头。从村东到村西约有 200多米,老王头儿的孙子气喘吁吁地跑到村西头,找到县大队的领导说明了情况。两排人立即把住各路口,然后冲进老王家,但孙荣久已经溜了。原来,奸诈多疑的孙荣久见小孩一走,便觉得有些不妙。为防万一,他和彭治彬很快溜出王家,县大队的两个排扑了个空。贫苦出身的老王头儿为此深感遗憾,在县大队要走的时候,他拉住赖指导员的手说:“我这一辈子吃了土匪许多苦头,是翻身解放才有了今天,多亏了共产党和你们工作团。我再三寻思,有件事该跟你们说。你们那里的小叶子是个两头蛇,他当过孙荣久的保镖,过去来过我这儿,我认识他。这次孙荣久还打听他,好像要找到他。小叶子知道我了解他的底细,前几天还跑来吓唬我,让我小心脑袋,别忘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老王头儿的话,一下子提醒了赖指导员。小叶子到工作团已经半个多月,声称知道孙荣久埋下的枪弹,可几次领着工作团的同志去挖,却连个子弹壳也没挖着。根据老王头儿的反映和小叶子的平时表现,赖指导员决定向工作团反映情况,建议对他进行审查。
当天下午,小叶子来到住处没等坐稳,王排副就历声喝道:“小叶子,你别装蒜了!孙荣久的保镖你也该当到时候了!”小叶子一看事情已经败露,便哭丧着脸说:“饶了我吧,我都告诉你们。是孙荣久派我来假投降的。让我做内应,和你们看押的俘虏取得联系,等待时机,把你们和工作团一网打尽。”
对小叶子审讯后,工作团掌握了孙荣久经常活动的几个秘密联络点。3月26日早,县大队派出12人押着小叶子,分别坐三辆马车向猴石山进发。时近中午,指导员赖庆桐问小叶子:“还有多远?”小叶子说:“没有多远了,可能还有20里路。”赖指导员想了想,便让马车停下来。大家吃完饭后,便押着小叶子顺崎岖小路上山。为了安全起见,他派了两名哨兵,与小分队保持距离前进。走了大约2里多路,突然发现一行脚印。脚印两旁的雪地上还有个小洞眼,这分明是拄的棍子戳出来的。左边的洞眼小些,是一根小圆棍扎出来的,右边的洞眼大些,每个洞眼都留一个圆圆的小雪橛,这说明是空心棍儿扎出来的。一个人怎么能拄两根棍子走路呢?而且在两根棍的支撑下,脚窝还陷得那么深?再仔细看,脚窝里留下的鞋印也是两个,一个是新胶鞋踩出来的,鞋印新,痕迹深;一个是旧胶鞋踩出来的,鞋印平,痕迹浅。两个不同的鞋印重合在一起,伪装成一个人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赖指导员命令两名尖兵:“保持高度警惕,注意隐蔽身体,继续向前侦察,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尖兵沿着那行奇怪的脚印出发了。大约走了一里多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尖兵发现了一个新情况:一行脚印变成两行。一行是新胶鞋印,一行是旧胶鞋印。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
过了十字路口,两行脚印又变成了一行,直向一个山坳伸去,大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快步搜索前进。
约摸又走了一里多路,见山腰上有个废炭窑。原来的那行脚印突然变成乱七八糟的一片,使人很难辨别原来的走向。而那炭窑跟前,脚印又一个也没有了。仔细辩认,在水塘边的雪地上,发现有泼洒的淘米水和一个圆形的锅底印。炭印里黑白分明的程度,证明这里最近有人活动。赖指导员断定这废炭窑可能就是土匪的巢穴。杂乱无章的脚印,就是他们在门前摆的迷魂阵。赖指导员立即命令:“停止前进,准备战斗!”
此时,窑内没有一点儿动静。赖指导员迅速布置了战斗任务,派通讯员看好小叶子,派三名战士原地警戒,阻止敌人援兵。派五名战士绕到窑后,切断匪徒退路。没有命令不许随便开枪。
任务布置完后,战士们开始分头行动,赖指导员爬到离炭窑最后的一棵树桩后隐蔽起来。这一切都是悄然无声进行的,但接连两天的急行军和寒冷的气候使赖指导员的嗓子难忍地发痒,禁不住地咳嗽起来。“啪”,一声枪响,子弹在他身边呼啸而过。赖指导员应声向窑里回了一枪,接着双方对射起来了。
原来,废炭窑里的人正是匪首孙荣久和副官彭治彬。他俩刚从勃利一带流窜回来,正躺在炕上睡觉。听到赖指导员的咳嗽声,孙荣久“腾”地跳起来,马上朝响动处打了一枪。赖指导员回的那一枪,刚好在他的脸边擦过。孙荣久自言自语道:“外面的人有两下子,枪法不错!”接着,他和彭治彬向外开枪。
一排排子弹在赖指导员的头上呼啸而过,溅起身边的雪尘,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看了看自己的战友,有些担心,不知窑里有多少土匪,他灵机一动,便大声喊道:“一排包围后山,抓活的;二排到路口警戒,防备敌人援兵;三排把炭窑围起来!”
一排子弹又打过来,赖指导员抬高嗓门:“快把炮架起来,给我轰!”窑后的战士听到他的喊声,立刻甩出两颗手榴弹。随着响声,炭窑门被炸坏,里面的枪声停止了。窑里的人向外喊:“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桦南县公安大队的,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
里面一阵沉寂,双方在无声地对峙着。
孙荣久和彭治彬在里面有些绝望了,为了给自己壮胆儿,孙荣久对彭治彬说:“你顶着,我算一卦,看看咱俩的运气。”其实,孙荣久在捣鬼。他算了半天,才对彭治彬说:“今晚 12点咱俩能打出去,老弟,要坚持住!”
彭治彬听到外面的喊声和“炮”声,不知来了多少人。再加上这几个月的东奔西逃,他早已对孙荣久丧失了信心,就说:“难了,你62岁,我58岁,加在一起就是120岁。他们都是年轻人,两个还没有咱一个岁数大,枪又打得挺准,咱们恐怕插翅也难飞出去了!”说完长叹一声,把枪按在大腿上。“泄气是孬种,挺起来!”孙荣久说着又打出一梭子弹。
赖指导员听里面半天没动静,突然又打出一梭子弹,就觉得里面可能在商量对策,便对着窑门喊道:“你们不要顽抗了,放聪明点儿,快出来投降吧,还能留条活命!”“投降可以,但要讲条件!”里面大声应道。“没什么条件可讲,你要打,我们陪你打三天三夜!”赖指导员回话后,双方又对射起来。
听枪声,里面没有更多的人。于是,赖指导员又向里面喊:“你们投降吧,听你们的枪声,顶多是三个人。你们不投降,我们就围着,直到把你们困死。”停了一会儿,里面扔出一支驳壳枪。“不对,你们至少有四支枪!”里面又扔出一支枪。
这两支枪都是彭治彬的,他扔出枪后对孙荣久说:“司令,咱们不要打了!”孙荣久满脸杀气,默不作声。半天,他慢慢地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就在孙荣久犹豫、彭治彬恐慌的当儿,只见赖指导员“嗖”地跃起,冲进窑内,一脚把孙荣久的手枪踢飞。同时,班长房兴业也带着两名战士冲进来,缴下了孙荣久的另一支手枪。这样,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喊话、对峙、战斗,终于活捉了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孙荣久和他的副官彭治彬。
孙荣久身材高大,但此时已疲惫不堪。他身上穿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旧的日本军大衣,长长的头发和胡子,一脸的灰尘,看上去活像个老叫花子。当他被押出来后,一看总共才有12个人,便气急败坏地说:“我多少大江大河都过去了,没想到在这小小的河沟里翻了船!”赖指导员一听孙荣久不服气的话,便“哗”地把子弹推上膛,指着孙荣久鼻子气愤地说:“你不服?我可以让你跑出三百米,三枪打不上你,我爬着走!”孙荣久这才低低地垂下头,一步也不敢动。
这会儿,对孙荣久唯命是从的彭治彬,为争取宽大,指着孙荣久说:“老孙头,把你的委任状拿出来!”孙荣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掀开大衣襟,撕开一个用布缝成的贴衣兜,拿出一块一尺半见方的白绸子委任状。
此刻是1947年3月26日下午4时30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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