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与成本

　　        一个国家的进步，是有代价和成本的。

　　        为了不改变，最好的办法是不交往，把社会封闭起来。清朝覆灭之前，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外国的使团，基本上都被视为为效忠而来。交往是彼此看重，但交往的核心价值，是建立自我更新系统，使自身不断强化。清朝因封闭而终结，但接下来开始的“交往”，实在让中国人脸面无光。20世纪，是大中华漫漫历史中唯一一个失去自信力的100年，洋车、洋火、洋蜡、洋油，东洋与西洋的东西，几乎渗入所有角落。乃至今天，从开发商新建楼盘的洋名字，到大学课堂上的洋学说，风势正足。国家交往的危险，在于让本民族的遗传信息丢失了，像基因变异的植物，为改良而变种。确实，“洋为中用”带来了巨大变化，有经济的繁荣，也有政治的逐步澄明，正因为这种巨变，强化中国传统元素才显得更为迫切。一个国家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自身元素不占上风，是让后辈人不幸的大事。

　　        1792年9月26日，3艘大船组成的700人的英国使团，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目的地是中国，团长叫马戛尔尼勋爵。1793年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在“纸灯笼照耀着天子帷幄”里，接见了使团的代表。其中给马戛尔尼提斗篷下摆的是一位12岁的男孩，叫托马斯·斯当东，就是这个小男孩，长大以后直接导致了两个国家的战争。他天资聪颖，在船上向担任翻译的教士学习汉语，乾隆因为他的“流利汉语”龙颜大悦，“解下挂在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破例将它赐给孩子”。随庞大使团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和热气球。乾隆爷的回答是天朝什么都不缺。他给英王的回赠是一件玉雕权杖，给马戛尔尼的是玉石节杖。

　　        24年之后，1816年8月28日，英国第二个使团抵达北京，由阿美士德勋爵领衔，副职是已经36岁的托马斯·斯当东，此时他已在广州生活了多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商务代表。但嘉庆皇帝没有接见他们，并且下令驱逐了使团。官方记录是，“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团回国，不治重罪”。据坊间说法，原因有两个，一是特使不接受三拜九叩的觐见礼仪，二是斯当东的身份是商人，皇帝不能屈尊见商人。

　　        又过了24年。1840年4月7日，近60岁的托马斯·斯当东在英国下议院“慷慨陈词”：“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170年前，英国人就是这么理解正义战争的。

　　        1840年6月，一支由40艘战舰，4000名士兵组成的舰队，经过孟加拉抵达广州海面。中国人没有颜面的近代史生活，就此被强行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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