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时见用 功化必盛

　　        文章当合时宜而著。

　　        合时宜，是切合社会进程的大节奏，而不是一时的节拍或鼓点。写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着，看出世态的焦点所在，看出社会的趋势之变。文章一旦失去时代与社会的实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

　　        《食货志》里引述了贾谊的《论积贮疏》和《谏铸钱疏》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论积贮疏》着眼于国家储备，《论贵粟疏》讲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汉代建立在暴政之后，说好听一点叫百废待兴，实际上是国力疲敝，民不聊生，当务之急是安农务业，明白“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道理。“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之为汉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这些金玉良言是真知灼见，也是汉代文景之治的基石。

　　        《谏铸钱疏》讲货币改革。汉朝立国，货币上仍袭秦制，用的是“十二铢钱”，百姓俗称“秦半两”，古制一两二十四铢。吕后掌权柄后，铜资源匮乏，缩水为“八铢钱”，汉文帝再缩，为“四铢钱”，当时的货币不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而是允许私铸，铜矿掌握在几位王公贵胄手中，大的利益被他们霸占了，小商人也是各出奇招，甚至用锉刀把铜钱锉薄锉窄，用铜屑再铸。当时的钱质量不一，有的不足一铢钱，大小如“榆荚”，被讥为“榆荚半两”。贾谊上奏，据陈弊害，力主废止私铸，由中央统一制行。但碍于时政，文景二帝均未能实施，直到汉武帝元狩四年，才颁令禁私铸，先制“三铢钱”，仅发行一年又废止，再发行“五铢钱”，沿行七百余年，成为世界上被使用最久的一种货币。

　　        贾谊和晁错的文章之大，就大在合时宜。

　　        贾谊是洛阳人，十八岁“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二十一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悦）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超迁，是破格提拔。但“宫廷水深，惟定力能够”，仅仅两年，贾谊因“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贬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在长沙期间，一天黄昏，有□鸟飞入其室，□鸟是不祥鸟，伤时叹岁之余又写出《□鸟赋》。

　　        28岁时，贾谊回到长安，转任文帝幼子梁怀王刘揖太傅，这一时期又振奋起来，写出了备受毛**推崇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32岁时候，梁怀王坠马身亡。第二年，贾谊亦忧郁而终。

　　        司马迁给贾谊的评语是：“读□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贾谊传》的结论为：“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掉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毛**有两首诗，是专写贾谊的，一首七律，一首七绝。

　　        少年调傥廓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晁错是颍川人，在今天的禹川一带。

　　        晁错先治刑名之学，再拜儒家，敢言敢谏敢为，政治资历也厚实。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之后，“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文帝山崩，太子即位为景帝，“以错为内史”。内史位高权重，是皇帝秘书，后升迁御史大夫。

　　        《汉书·艺文志》把贾谊列为诸子，把晁错归入法家，晁错文章存目三十一篇，但多数佚失，现存的散见于《汉书》里，有《论贵粟疏》《言兵事书》《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

　　        司马迁给晁错的评价是“峭直刻深”。《史记》有《袁盎晁错列传》。司马迁把袁盎和晁错排放在一起是有用心的，两个人同为股肱大臣，却是政敌，是死对头。“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晁错借吴楚七国之乱想除掉袁盎，但袁盎功力更胜一筹，抢先一步，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说服景帝，“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穿着官服在长安东市被腰斩。

　　        晁错政治见解高明，但政治技术一般，性格也糙一些，“诸大功臣多不好错”。《史记》里记载了两个细节，略可见晁错生硬的一面。任职皇帝秘书时，内史府紧邻太庙，门朝东，出入不太方便，晁错便凿了太庙的墙从南门出。太庙是皇帝奉祖的地方，凿太庙是大不敬，是死罪。宰相申徒嘉也是不太待见晁错，如果不是皇帝出面调和，这件事足以要了晁错的命。

　　        景帝时期，地方诸侯势力颇大，晁错上书请求削藩。此事在朝中争议很大，晁错父亲听说后，从颍川急匆匆赶到京城长安，力劝晁错停止这件事，晁错坚持己见。“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晁错为国家谋事办差，是背着逆父害父的恶名声的。

　　        贾谊和晁错都是兴国的旷世人才，汉代有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是得到这两位人物的智慧因果的。兴国人才，不一定是治国人才，难免有不全备之憾，还是班固概括得好，评价也中肯到位——“使时见用，功化必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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